《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》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1999年6月版），可以说具有多重价值：由于它是作家的手迹，文采斐然，加上信笺、书法、印章、装帧设计等都极为精致讲究，所以具有观赏价值。书札多是二、三十年代所写，正值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时期，记载了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有关人和事，故有历史资料价值。书札还涉及到《野有死?》、杨贵妃之死等文学问题的讨论，他们对此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，今天看来，仍有参考价值。一般地说，名人的隐私，常常成为读者猎奇追踪的对象，其中又以日记、书信为最，因为它们不是为了公开发表，不必装腔作势。我读《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》，就禁不住拍案惊奇，最大的奇有二：一奇师生情谊之深，二奇文人情趣之浓。
俞平伯1916－1919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，周作人早已在那里任教，二人是师生关系。中国的传统则更注重尊师爱生，因为“师”是排位于“天、地、君、亲”之后。出身于读书世家的俞平伯，受其薰陶，承其礼统，始终以“知堂师”称呼周作人，执弟子礼甚恭，即使老师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，亦不失其礼。更可贵的是，俞平伯对老师的信札，那怕只言片语，都极为珍视，他把1924－1932年周作人给他的190多封信，装裱为3册，请老师为之题跋，永久珍藏。而周作人对学生也平等相待。人们都知道，周、俞二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知名作家，看了这些书札还应该知道，在师生关系上，他们二人也堪称典范。
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，有一个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的寓所，即“苦雨斋”，它是当时文学界名人经常雅集的地方，从书中收录的一张照片上我们看到，除苦雨斋主人外，在座的有：钱玄同、黎子鹤、马季明、刘半农、徐祖正、俞平伯、沈尹默等。而跟苦雨斋主人通信的名人就更多了，包括蔡元培、胡适、孙伏园、朱自清、叶圣陶、马叙伦、郑振铎、顾颉刚、冯文炳等，在周、俞二人的通信中，常常看到这些人的名字，出现最多的，大概要数钱玄同了。早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期，钱玄同就同周氏兄弟等人一起，在《民报》社内，听章太炎讲解《说文解字》。大概因为同出章氏门下的缘故吧！在周、俞二人通信中，凡“疑古公”，“疑古翁”、“疑古老爹”，或直呼“老爹”者，指的都是钱玄同，虽多系旁涉，然其性格活灵活现，跃然纸上。如周在一封信中说：“星期四苦雨斋夜谈，我提议可以邀疑古公来，因为否则酒菜未免多余，而且缺少健谈的人，亦稍稍冷静也。”
信中出现最多的另一个人是废名，即冯文炳。1987年秋，有一老和尚去北京海淀的万国公墓，向李大钊墓敬献花圈，并低声吟哦《感怀》绝句一首：“临阵脱逃解甲兵，只留清白不留名；砍头烧戒一样痛，有脸敢来见先生”。这位老和尚就是废名，“五四”时期进步的热血青年，活跃的新派作家，曾师从李大钊、钱玄同，后趋向消沉，几度出家为僧。晚年去拜谒李大钊墓，明显带有自责忏悔之意。20年代末，周、俞二人通信时，正是他决意去留之际，如周1928年信中说：“废名君现仍在八道湾，因为他忽然又决心不南旋了，仍有上西山去修道之意，大约此新老板如肯给他寄一点钱来，就将入山去矣”。信中常出现的“常出屋”即是废名的外号。
周、俞通信，虽系师生，然并不一本正经，没有什么一边师道尊严，一边毕恭毕敬，而是直抒胸臆，幽默风趣。俞请周作序，周复信云：“即以其人之”纸，还致“其人之身”。周得一“齐东陶父”的白文印章，印在给俞的信中，旁边写上“借他人的图章，盖自己的信纸”。
二人通信内容多评论诗文，品赏书画，传递信息，交换心得，切磋琢磨，互赠诗词，以及约会、赴宴、出游、行礼等，都属文人情趣之类，读之令人神爽，心向往之。比如，他们发现有好的邮票，便互相赠送，周给俞赠过日本、英国、捷克邮票、俞也有过回赠。
通信所用信笺，既有荣宝斋、清秘阁刻印的彩色信笺，也有曲园、苦雨斋、煅药庐等自制信笺。至于书法，周多为蝇头行楷，随意写来，不拘一格，一以贯之。俞则变化不拘，时而正楷，时而行书，时而草书，均功底深厚，挥洒自如，有欧体遗韵。在使用印章上，二人略有不同。俞平伯一般只署名，不签印，有时钤印也是极其例外，但如书奉诗词，则必盖印无疑。而周作人，对印章似乎情有独钟，每封信上，名章、闲章、边款等，往往同时使用，琳琅满目，相映成趣。据我不完全统计，周作人所用印章，不少于50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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